禁止、阻挠、逮捕及警方措施
从民主运动开始以来，针对单个活动者的禁止、阻挠、逮捕及警方措施就一直存在。
后来，到了魏京生1979年3月25日被捕后，民主运动则进一步发展成为释放被捕者、要求自由言论和不受干扰的政治许可的一场运动。
- 1979年4月4日，于民主墙处逮捕民权维权人士、杂志《中国人权》创办者任畹町（中间戴眼镜的那位）
- 民权维权人士魏京生于1979年10月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他被指控为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及“泄露国家机密”。他的自我辩护被秘密录制下来，并由民主运动杂志进行了发表。
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辩论
邓小平，作为党的领导人，从改革开始的几个月就不断扩大并加强他的权力（即便他一直没有正式担任主席或总书记之职），并公开表示了他对民主运动的态度。最开始对外国驻华记者他表示民主墙是个“好事”，并强调完全不担忧意见的表达，这时候却在内部辩论中表示民主分子是社会主义之敌，会危及国家安定团结。他越来越多地使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表达其政治观点，不允许问题触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国家媒体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撰写社论和分析，却不提到他的名字。但每个人都清楚，这个新的最强的领导人（即便他尚未在其位）的话已经如同当初毛泽东的话一样，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此外，也由于邓小平的评论，宪法取消了“四大自由”（其中包括撰写大字报会涉及到的言论自由条款）。即使是1980年被提拔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这样知名的改革派，也不敢对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当党的喉舌报纸《人民日报》的主编之一王若水在1980年接待了民主运动代表人物徐文立，他马上被邓小平频繁询问其政治立场。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中国的政治家们总是非常了解政治目标和政治宣传，也清楚了解关于民主运动的个人及组织的程序。内部刊物报道了关于大字报的细节和内容，也报道了关于民主墙上的辩论内容，党属记者也与激进分子们进行了采访，这些都作为信息服务于高层官员。几年前，一个关于贵州启蒙会的全面报道出现在香港的网站上。甚至引用了批判性言论大字报的内部通讯也可以找到。哈佛大学图书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就有1978年底的数期《情况汇编》，这个隶属于《人民日报》的内部信息汇编，每日多次专为高级官员更新民主墙处大字报争论内容的情况。 此外，国家安全部按照民运参与者的各种证词，成功渗透民主运动，为党的领导提供了信息和内幕。
- 1981年4月10日天津维权人士吕洪来（《渤海之滨》杂志主编）的逮捕令。逮捕原因未有描述。
1981年4月镇压行动
在宪法被修改之后，“四项基本原则”变成了所有政治辩论的严格纲领，在1981年初，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党领导阶层对民主运动发起了最后一攻：1981年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也就是有名的“第九号文件”于党内高层开始传阅，还未公开于大众。全国开始发起打击“非法”组织及印刷品活动，首要分子被捕，“依法惩治”。（如今可以在《人民日报》网站上找到这份文件的一个版本。）
然后一切就开始进行了。4月份，全国各地有数十名民主活动人士及民刊作家被捕，其中绝大部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受到审判。最著名的一些人都被判了长期徒刑，包括广东的徐文立、王希哲，青岛的孙维邦和天津的吕洪来。徐、王、孙和一些其他活动人士还被指控犯有“反革命联盟”罪，因为1980年6月10至12日，他们在北京甘家口见面，准备成立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派。 1982年徐文立被判15年拘禁，剥夺政治权利4年。
没有被当局直接针对的活动人士、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和那些仅参与少量活动者，基本又回归了自己的个人生活，或者把握机会，逃到国外。这主要指的是参与了民主运动的那些艺术家。 除了与法国外交官白天祥有关系的李爽被“通过工作进行再教育”两年以外，星星画会的20多名成员和《今天》杂志的作家们无一被捕。但是几乎所有该团组的主要文化工作者都在镇压行动的浪潮到来之后选择了出国，芒克和王克平前往法国，马德升和艾未未前往美国，黄锐则去了日本。
“非毛化”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国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但形势仍然处于胶着状态——“改革者”与毛泽东遗产的“保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又持续了好几年。 新的以邓小平为主的领导班子则希望稳定发展并加以控制，推进经济改革，对国外技术和投资进行开放，同时不想影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中包括对文革和政治人物毛泽东有限的清算行动。
1980年底，在北京的特殊法庭进行了毛泽东最亲密的伙伴“四人帮”的审讯。“四人帮”指的是毛泽东的遗孀江青、文革理论家张春桥、中央文化部长姚文元和毛的接班候选人王洪文。 宣判之后（死缓和长期徒刑），中央委员会于1981年6月发表了对于“历史问题”和毛的地位的一个全面评价（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中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仍然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他的思想体系依旧有效。 而那些民主运动所奉行的政治多元化、思想及媒体自由、法治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辩论话题之中了。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的保守派主席邓力群发起了反意识形态偏差和“精神污染”的运动，旨在让文艺活动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 但是关于政治（也包括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范围仍在继续争议当中。
新一届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属于改革派阵营的代表，他们各自拥有各式各样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智囊团，让年轻的专家们开发改革模型，借鉴西方国家、台湾以及韩国的模式，甚至一些民主运动中提出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这一争议再度达到高峰，特别是在大学里，开始形成一定的讨论圈和“民主沙龙”，人们再度开始写大字报，并组织了类似于民主运动的公开抗议行动。官方报纸比如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甚至辟出空间，对自由和民主化进行了辩论。
强硬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1989年5月和6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与十年前的民主运动相比，有更多人被动员参加。许多在1979年没有被拘留或已经释放了的民主人士再度投身天安门运动。1989年六四这一学生运动受到了血腥镇压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逮捕和向海外撤离。邓小平对暴力镇压表示支持。改革辩论消弭殆尽。而中国将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则成了似乎用来掩人耳目的新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