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本文在2004年4月出版的《争鸣》杂志上分两期连载; 博讯2004年4月22日)

当民主墙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陈云同志还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这些人群中去收集动态，反映情况。报社派了王永安（国内政治部编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一再叮嘱他，只了解情况，掌握动向，索取材料，绝对不能表态。王永安写了不少“内参”上报中央。

关于西单墙的情况，我向耀邦汇报过多次，还参加过他所主持的一些小会。

总的说来，耀邦同志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拥到北京上访，有的人上街诉苦，有的人贴大字报，有的在机关外面静坐请愿，这使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大为震惊，大叫赶快整顿社会秩序。我说，这是你平反冤假错案的好影响。因为你所发动的平反，大都偏于高中级干部，而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见中央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纷纷涌向省城和京城，这是对新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一回中央是动了真格的，他们的问题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现在平反工作刚刚开始，各地都要作好来信和上访工作，尽量把地方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都推到中央来。耀邦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平反的范围，一方面批示各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加强来信来访工作。……

对于上访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和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的情况，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指示各新闻单位注意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当时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长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上的文章摘报中央。人民日报还出版了一份供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供你参考》的活页文选。在京的其它报刊和有关单位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

有一段时间，贵州的民间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很活跃。为了了解启蒙社的情况，耀邦让人民日报派记者去调查。报社派出评论员周修强同志到贵阳。调查回来后，耀邦还把周修强约到办公室，特别听取他的汇报。……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后，耀邦同志在 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取缔“西单墙”的问题，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这两个决议，都是对西单墙的扼杀。我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发言，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决议的不同意见。

这两项决议，是党中央事先决定的，我不好正面反对。只是一方面向会议客观地介绍了“西单墙”的来由和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一点变通的办法。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12次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我不主张“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主要还是介绍了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转述了他俩的建议：

 “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我们还拿英国海德公园为例，提出我们的设想。我在这次人大小组会上也说： “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事后我向耀邦介绍了我们的意见，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后对我说，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他们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以后，我才觉悟到：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的设想虽然好，但太不现实。因为，真要建立一个民主公园，必须在很高的民主环境下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显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条文时，我在四川代表团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因为自从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所谓‘四大’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来，本来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许多属于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问题，却被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用这种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将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一个打下去，这本身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煽动群众（其中许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诬陷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 ‘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被诬陷者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如果有所申辩，马上是更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态度顽固’啦，‘疯狂反扑’啦，一顶顶拒不认罪的帽子压了下来。所以，这种‘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干的，只是假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名义，实行最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办法。”

我在这次发言中还谈到社会上有些人对取消“四大”的一些误解，我解释说：

“现在，国内国外对于取消‘四大’这种 ‘大民主’，还有些议论。在国外，是根据对‘四大’的翻译来理解的。‘大鸣大放’被译成“自由地讲话，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外国人就很难理解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怎么能取消？所以，我以为，取消‘四大’，不等于取消言论自由。这一点，只要将事情说清楚，人家会理解的。至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取消‘四大’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在国内，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中，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在许多单位还严重存在，群众还有气，有意见要提，因而许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还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认为，这类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议：如果是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该允许在本单位内部张贴。因为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属于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剥夺的。宪法取消了‘四大’、 ‘大民主’的规定，但决不能因此说贴大字报通通都是违反宪法的。” 我主张，应该禁止的只是在大街上随便张贴大字报，在机关内部的适当地方，无论是大字报还是小字报是可以贴的。我们的报刊应该多登一些群众的意见，报社的内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情况，使群众的意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

我的这些意见，都同耀邦谈过，他都是赞同的。

（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粉碎“四人帮”的发动者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耀邦当时所致力的方向顺应潮流，是巩固和发展这两股民主势力，而且努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动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当时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使这一民主运动的潮流蓬勃发展的宏伟蓝图。能够表明耀邦这一构想的，我认为是他当时策划撰写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就是《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1日从一版到二版、三版刊登的长篇论著——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人民万岁》。……

《人民万岁》是文章的主题，整篇文章是对“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评价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阐明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同“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一样，又一次显示了人民万岁的真理和力量。

文章说：“1976年“四五”这场革命群众运动，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文章说 “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要科学社会主义、要人民民主、要四个现代化，是运动的进程中由群众自己拟定的斗争纲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从运动中升起的一面最鼓舞人心、最富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恰是西单民主墙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所以，文章对“四五”天安门群众运动的歌颂，实质上也是对当前西单民主运动的歌颂。文章说：“一切受到‘四人帮’压迫和欺侮的人民群众，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他们懂得，……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必须割除‘四人帮’这个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最大毒瘤……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最终摆脱贫穷、落后和专制主义的残余，政治上高度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才能变成现实。”

文章说：“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运动，是决定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胜负的群众力量的伟大演习。它为1976年‘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天安门事件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

文章还尖锐地向这些老爷们提出：“有些同志搞了多年革命，却很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涨，就惊惶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文章的这几段话，好像早已预料到那帮左倾势力以后还会对群众民主运动进行打击和镇压，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包括像耀邦这样一批新的领导者也注意得很不够。当然，说耀邦一点警觉也没有，那也不是事实。早在“文革”结束不久，当人们欢庆巨大胜利的时候，耀邦同志曾经这样提醒中国人民，既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新的人民民主势力的又一次兴起，又要提高警惕，防止可能出现的曲折。胡耀邦同志早在二十几年所主持撰写的这篇历史性的佳作，越到后来，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早在耀邦刚刚重新踏上政治舞台时，在发动平反冤假错案时，很多老同志在欢庆重新解放时，他仍然忧心忡忡。有的同志向耀邦同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党还会不会再出现林彪、江青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会不会再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闻界的朋友也向耀邦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报会不会再被两面派所掌握，再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记得当时，耀邦很明确地答复：“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

这说明耀邦是早有预见的。可是，以后的事实也说明耀邦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罪责问题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问题，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问题，等等。可惜这只是很少数，大多数党内精英也没有达到这种觉悟水平，我自己当时也没有这种觉悟。

据我了解，魏京生被捕、西单墙被查禁的形势变化，胡耀邦是很清楚的。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逐渐逆转，胡耀邦也看得很清楚，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名言，在以后正式发表的时候，被胡乔木删去了的情况，这点，耀邦也是清楚的。耀邦以后所努力的正是发展和巩固这两股民主势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进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试想，如果当时“党内民主典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能够一直贯彻下去；如果“人民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所代表的群众民主运动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这两股民主势力真正地相互配合、密切结合起来，我国新时期的民主运动将会是什么局面？ 值得深思。

可惜，这时，耀邦团结紫阳、万里、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他们从农村改革、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到城市改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万难，逆流而进，一步一步地纠正毛泽东当政时代所造成的错上加错。看来，在这场伟大改革运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耀邦对于“四个坚持”以后中央从反左为主的总方针逐渐倒退，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在力挽狂澜于既倒时，只能把自己也冲下万丈深渊了。

二十几年后，回忆耀邦同志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对待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更觉得应当永志不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