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1年的中国民主运动
民主运动的开始及扩展
随着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和12月召开的改革会议(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的部分初步细节信息不胫而走,被广大市民获悉,立即在全国引发一片欣喜兴奋之反响。会议之前,在一些省份,已经把以前“人民公社”的农业用地进行了家庭责任田划分,包产到户。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普通市民,则希望可以在社会各领域进行政治重建,包括:文化、媒体、教育、民族及宗教政策、个人日常生活自由等方面。
那些在毛泽东时期被迫害的人们,要求北京的当权机构给予平反和赔偿。许多这些“上访者”都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观点,博取关注。除了许多私人诉讼和损失结算外,总能时不时看到一些涉及到人权和民主的政治宣言,其内容远超出“上访者”的局限观点。
很快,在北京市中心的许多地方,比如一些宫殿,也是后来党政机关所在地的外墙上、在共产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所在的王府井商业大街上,在人流量极大的西单路口巴士站所在的那长达百米的砖墙上,都能看到这些大字报。人们把这里称作“民主墙”。活动分子在这里进行辩论,并同时售卖以运动为导向的、通过简单方式生产出来的“民办刊物”。
中央及地方
在许多其他城市——上海、青岛、天津、广东、武汉——人们纷纷仿效北京,组建了“民主墙”,让大家贴大字报并讨论时政发展。
最早的从其他省份前往北京活动分子集团是来自贵州的四位年轻艺术家。他们称自己为“启蒙社”并于1978年底在北京发表了一份政治宣言。
政治自由和“民主化”(即便当时关于这个概念大多数的描述都极为模糊和浮于表面)是这些大字报和新的民刊的讨论重点。
1979年初,人们已经开始用“民主运动”和“北京之春”这样的词条,借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者与1968年进行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其中一份新出的民刊就使用了《北京之春》这个刊名,并用英语 Spring of Beijing 其翻译。
大家听说过东欧的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及民权运动,知道莱赫·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不仅如此,在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改革或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影响极大。